发布时间:2012-05-07 09:14:19  被阅览次数:1480次
  

元于钦撰 刘敦愿、宋百川、刘伯勤校释

中华书局20124月第1

 

  《齐乘校释》,元于钦撰, 刘敦愿、宋百川、刘伯勤校释。 《齐乘》为古代方志名著,一直为学界所推重,是史志研究者必备参考用书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其专记“三齐舆地”,内容实则囊括了除鲁西南之外的山东所有地区。书共六卷,包括沿革、分野、山川、郡邑、古迹、风土与人物七个部类;文字简洁,体例严谨,考核精当。于钦为齐人,谙熟乡土掌故,故“援据经史,考证见闻,较他地志之但据舆图凭空言以论断者,实为详确可信,故向来推为善本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)。山东大学刘敦愿、宋百川、刘伯勤先生以乾隆四十六年登州知府胡德琳刻本为底本,参校他本及有关史籍,加以校释,并附录有关资料,以资参考。《齐乘校释》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整理本,它的出版不仅为学术界与方志界的广大工作者提供了使用上的便利,也对旧志整理与新方志的编纂有着较高的借鉴利用价值。

 

整理说明

 

  《齐乘》的命名,取义于《孟子·离娄下》:“晋之《乘》,楚之《梼杌》,鲁之《春秋》,一也。”赵岐注曰:“乘者,兴于田赋乘马之事,因以为名。”后用以称一般史书。“乘”既是史书的方俗异语,因此名之为《齐乘》,也就是说记述的是齐地历史的意思。这里指的齐,自然是古代的齐,即西周、春秋时期的姜齐,与战国时期的田齐,主要指山东北境,泰鲁、泰沂山脉以北,滨临渤海与黄海的地区。就当时的行政区划而言,主要属于元山东东、西道宣慰司、肃政廉访司所辖益都、济南、般阳三路。古今都邑的兴废与疆域的盈缩,出入很大,绝难恰恰切合。因此之故,为力求古今地区的一致,于氏取舍折衷的结果,并非古齐之地,却又在元代三路辖区之内的也多所涉及,如洙、泗、沂、沭南流入淮之水,邾、鲁、滕、薛城邑及其邻近区域等等,都特别加以介绍。反之,本为古齐之地,但又不在元代三路之内的郡邑、山水、城郭,也有所兼顾,以致除了鲁西南一带无所论述之外,其它所有地区都已囊括了进去。《齐乘》云者,就不限于河、清、淄、潍、泰鲁、泰沂山脉以北,沿渤海与黄海一带,而在实际上一部山东省志的雏形便已经具备了。

 

  作者于钦(1283-1333),字思容,山东益都人氏,以个人有限的时间与精力,从事比较系统的整理山东史志,书成之后也不及作最后的审订,便过早地去世了,疏漏与舛误之处自然在所难免。尽管如此,因《齐乘》为山东现存最早的省志,仍具有重要史料价值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入本书于史部地理类,认为“叙述简核而淹贯,在元代地志之中最有古法”,又谓“钦,齐人,援据经史,考证旧闻,较他地志之但据舆图,凭空言以论断者,所得究多,故向来推为善本”云云,评价很高,也很中肯。

 

  《齐乘》既是这样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一部书,并因山东地方史研究与考古调查发掘事业的发展,日益显示其重要性,学者们经常有所借重,但此书没有排印本或石印本,需要虽大而又求之不易,又因《齐乘》一书本是于钦未定稿,内里引文有的过于简略甚至只有线索,出处、文字错讹不少,未及核对,今日读来,往往不知所云,因此引起我们校释此书的想法。

 

  《齐乘》的版本,先有于钦子于潜元至正十一年刻本,后有明嘉靖杜思刻本。至清代前期,刻本存世已极少,不为读书人所易见。乾隆四十五年,《齐乘》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《四库》本因当时政治的缘故,对原书多有篡改,且藏之秘府,难为世见。几乎与此同时,登州府知府胡德琳为重刻。胡本印制精良,讹误较少,最为流行,更为可贵的是胡本于每卷末附了一个《考证》,订正了原书的一些讹误。

 

  校释所用底本,是山东省博物馆藏乾隆四十六年胡德琳刻本(书中简称“省馆本”)。胡刻本之底本明嘉靖杜思刻本,据检索国内国家图书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、上海图书馆、南开大学图书馆、辽宁省图书馆、吉林大学图书馆、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、江西省图书馆尚有藏本,但阅之不易。杜本之底本元刻本今似已不见。惟一九六五年中华书局影印《四库全书总目·齐乘提要》中有“《齐乘》六卷,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”语(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无是句,且他处文字颇有出入),仅提及“卷首有至元五年苏天爵序”,未涉杜思序,似乎天一阁本为元刻本。

 

  因省馆本缺卷首杜思《旧刻序》前一页两面、卷一“浮来山”至“龟、蒙二山”一页两面、书末周庆承《跋尾》一页一面,我们用能找得到的另外两种胡刻本,即中华书局《宋元方志丛刊(第一册)》影印本(一九九○年)、济南市博物馆藏本进行校补,偶然发现胡刻本印制亦有差别。差别主要在三个方面:一是前面说的部分内容(书末周庆承《跋尾》一页一面)有无的区别,但这无从确定原因;二是卷一至卷六正文部分中“丘”字使用了不同的字体(具体而言,省馆本于钦正文内所有“丘”字皆排为“丘”,中华本已将其中大部改为“邱”,市馆本进一步更改,然仍有遗漏者);三是胡德琳《重刊齐乘序》文末落款时间与身份表述不同(详见胡序注释)。后两方面显系改版所致,有意为之。这些情况似乎表明,胡本初印时盖以为雍正三年上谕讳孔子名,“除四书五经外,凡遇‘丘’,并加‘阝’旁为‘邱’”者,可以不含重印的先人遗着,因而只时人所著的卷末《考证》中“丘”改用“邱”。待印出一批(省馆本)后觉得不妥,于是再印时便更换字体(中华本),然换而未尽,只得再印再换(市馆本)。其实,市馆本中仍然有遗漏未改的“丘”字,因而不排除还有晚于市馆本的胡刻本。除了这些以外,市馆本较省馆本、中华本还更改了一处错字,就是卷六“蚳鼃”条“土师”改作了“士师”。

 

  原书所用字体于今多能找到,为保持胡本原貌,异体字及混用的“于”、“于”字等,一仍原文,而加注释音读及今作何字。惟避讳改字,明显的因形近或音同误出的别字如己、已、巳,烈、列等,都随时更正,不另作说明。引文一般经核实与原文无异者加引号,或另注释说明。为适应今人阅读习惯,我们重新调整、划分了段落,每段首行空两格,去掉了敬语提格。将作者自注的双行小字改为单行小字。原书中条目名称与正文间以“○”号区隔,各卷末《考证》中周两塍亦用以区隔于钦原文和他的辩驳文字,幷每每称作“圈下应如何如何”,考虑到若改以现代用作条目名称的鱼尾括号“【】”代之,读者读到周氏考证时可能产生误会,我们保留了“○”号。

 

  此次校释,我们以能找得到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电子版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、山东省博物馆藏杨峒乾隆三十四年批校并作叙的抄本(底本为杜本)通校,以山东省博物馆藏乾隆十五年张氏静俭堂抄本(底本亦为杜本)参校,个别亦参考其它史籍提出校勘意见。除前述胡本避讳用字及明显因形近或音同误出之别字径回改以外,凡脱、舛、衍字之增、改、删,皆按惯例加圆、方括号幷在注释中说明。义通而字不同者个别未校。在注释中,明嘉靖杜思刻本简称作“杜本”,清胡德琳刻本简称作“胡本”,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简称作“《库》本”,山东省博物馆藏杨峒乾隆三十四年批校并作叙的抄本简称作“杨批本”,山东省博物馆藏乾隆十五年张氏静俭堂抄本简称作“张本”。此外,胡本中中华书局《宋元方志丛刊(第一册)》影印本(1990年)简称作“中华本”,济南市博物馆藏本简称作“市馆本”。

 

  在本书注释中,我们尽量将于钦所引书、文、语出处找出,重要者或于钦引文未达原意者还罗列原文,与之对照。然于钦引文颇为随意,如言《汉志》则《汉书·地理志》而外,或为《郊祀志》、《天文志》、《沟渠志》,不能的指。转引《太平寰宇记》等书中《郡国志》语,不加说明,径谓《郡国志》云,有的更略作《地记》云、《地志》云、《记》云。有的往往不注明出处,尤其是那些时代较晚,例如宋、金时期的一些著述,是否传世也无从判断,这就有一个所引书籍文章无从查对,引文知其所始而不知其所止的问题,如宋代曾肇的《南洋桥记》、金代李余庆的《齐记补》、范拱的《中和堂记》,就很难核对原书原文了。况且元明学者之治学,若与清代干嘉以来比较,功力与方法多有不逮,需要反复商榷之处也所在皆是(如“齐师迁纪郱、鄑、郚”见于庄公元年《春秋》,于氏反而转用《路史》资料;《晏子春秋》原书俱在,反用《梁父吟》注解以寻找二桃杀三士故事出处),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,读者引用,仍需注意。

 

  在校点过程中,我们对原书明显的错误或者引书失误,皆已指出,但未对全书作主动考证,对于原书内容及观点正误的判断,只好求之于读者的学识与见解了。

 

  注释中引用的考古及文物普查数据,多出自国家文物局主编、山东省文物局编制:《中国文物地图集·山东分册》(中国地图出版社,2007年),以及校释者参与的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工作;字词释义多取自现成辞书;所附地图改编自《中国文物地图集·山东分册》,特作说明。

 

  本书作者生前似乎未曾示人,所以柳贯在为他写墓志铭的时候不曾提到。书稿存于其子于潜处,至正十一年(1351年)即于钦身后十八年才印行于世,于潜写了一篇跋语,胡刻本称之为《后序》,附于书后,论述于钦著述经过及其宗旨所在,是一篇重要的介绍文章。于潜于跋语之外,只写了一份《释音》,罗列了二百五十个字词的音读,而且不无错误。此外对于他父亲的遗着,就很难说做了什么奉献,他大约是个热衷宦途的人物,于山东史志之学既无功力,也无兴趣,自然是无所作为的了。不过为了保持乾隆刻本的全貌,现在仍依原样附入。

 

  此次校点,《齐乘》正文与周氏的《考证》、于潜的《跋语》与《释音》而外,我们添加了一个《附录》部分,举凡与本书与作者有关的文字都收了进来,以供读者查考。目前计有以下几项:

 

(一)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评语,要言不繁,论述公允,其它如《青州府志》等,多是概括序、跋文字,就可不必征引了。

 

(二)于氏于《元史》无传,因有当代著名学者柳贯撰写的《于思容墓志铭》在,相当具体详实,可以替代。但《齐乘》一书,于氏生前未尝示人,其中尚有若干有关家世与个人行事之记述,彼此可以互相参照,为此刘敦愿曾写《〈齐乘〉作者于钦墓志铭简释》一文加以论证,发表于《山东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一九八九年第四期。现在再加补充作为《附录》之二,以代作者生平介绍。

 

(三)清末著名学者柯绍忞撰《新元史》,特为于氏立传,传文主要依据墓志铭而加以简省,所增益者惟有天历元年于氏与撒里不花、锁南八、张士弘联名奏折之摘录,最后谓其着有《齐乘》传世而已。此外,于钦所交往的部分师友,与于钦及《齐乘》研究亦有益处,我们作其简介,与《新元史·于钦传》共同作为附录之三。

 

  本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,曾列入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,幷得到山东省教育厅、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资助。